台北故宫博物院自去年推出“笔歌墨舞——台北故宫绘画导赏”以来，已陆续呈现传周文矩《画明皇会棋图》卷、李唐《乳牛图》轴、米友仁《云山得意图》卷、马远《小品》册等历代多件绘画名迹。4月13日起，该主题迎来换展，展出包括宋无款《雪竹寒禽》、传元人《丛菊图》、旧题明武宗《画哈叭惊蝉图》轴、沈周《落花图并诗》卷等在内的40余幅书画名迹。其中旧题为明武宗作的《画哈叭惊蝉图》轴，应该出自宫廷画家李璈所绘。这件立轴可能是他存世唯一的作品。
清代董诰《画二十四番花信风图》册页
宋代无款《雪竹寒禽》
传南宋林椿《四季花卉》卷局部
传唐代阎立德《问道图》
明武宗《画哈叭惊蝉图》轴
明代沈周《落花图并诗》卷局部
清代王原祁《仿倪黄山水》轴
传元人《丛菊图》
在这些画作中，尤为人关注的是清代董诰《画二十四番花信风图》册页。古人认为春风守信，如期而来，催开百花，称为“花信风”。春天自“小寒”到“谷雨”经历四个月，共八节气，每五天为一候，前后为二十四番花信风，以梅花居首，楝花居末。此套《画二十四番花信风图》册页十二开，共二十四幅，画二十四番花信风。画家董诰（1740—1818），字西京，号蔗林，浙江富阳人，为董邦达长子（1699—1769），于乾隆年间入值南书房。嘉庆初年，授东阁大学士。
古画发展如一部精彩的交响乐章，借着人物、花鸟、山水等画科的典范风格，组成几项重要主题，并在历史脉络中加以变奏。人物画的典范在六朝至唐代间，经由顾恺之与吴道子等人逐步奠定。山水画典范的成形约在五代之时，而且蕴含着地理区域特质。例如荆浩、关仝画出北方山水风貌，而董源、巨然则有江南水乡山水的特色。在花卉翎毛画方面，四川的黄筌与江南的徐熙也形成两个不同的典范。
宋代山水画中的范宽、郭熙、李唐都在既有的典范基础上推陈出新，成为新的典范。宫廷画院在宋代艺术帝王的倡导下，发展出空前盛况。当时的画家讲究对自然的观察，并添加“诗意”以增强绘画的内涵与意境。对实物的兴趣促成了建筑、船车等以器械结构为主的绘画类型，使其在十一世纪后跃上绘画的舞台。诗意的强调，则于南宋时期发展出书法、诗文、绘画三者互相搭配的册页精品。另外宋代文人也将艺术的表现概念扩展到“形似”以外的范畴，文人画开始成为一种新的风格。
元代的文人画则由赵孟睢⒃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等人以复古为标的，并因复古而有更为多元的风格表现。这些风格逐渐成为绘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典型，在明清以后仍维持着持续的影响力。明代以后，不同地区的风格特色，成为艺术发展脉络中的重要环节。苏州的“吴派”从元四大家演化出优雅的文人风格，以浙闽画家为主的“浙派”则自宫廷绘画中发展，将南宋的典范变成粗放的水墨。松江的董其昌与稍后的王时敏、王鉴、王翬和王原祁等人又接着在对古代典范的“集大成”中，以笔墨再造自然，形成影响深远的“正统派”。
清代帝王在推崇“正统派”作风之余，也包容欧洲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洋画法，立体与透视成为对古老典范的新诠释。宫廷之外的扬州则有标榜着“怪、奇”的一批画家在高度商业化的市场中活跃。他们的笔墨与形象针对“非正统”的典范而发，而自己也成为后世追求变革的典范依据。
（资料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