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太王陵为我国东北古代民族高句丽第19代王广开土王谈德的陵墓，是一座大型阶坛积石石室墓，坐落于集安市禹山南麓前台地一座土丘之上。墓葬呈正方形，边长66、现存高14米，呈16层阶坛，以花岗岩、石灰岩、山砾石、河卵石等多种大小石材砌筑，底部四壁立有护坟巨石，整个建造极为讲究，气势壮大恢宏，是目前高句丽13座王陵中唯一一座具有文字物证的陵墓，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图1 高句丽好太王陵出土的鎏金马蹄形凳足
图2 高句丽舞踊墓壁画中的人物垂足坐图像
好太王碑四面环刻碑文，碑文为汉字隶书，目前尚存1590字。好太王碑于清末偶然发现，历史价值和书法艺术地位极高，号称“海东第一古碑”
好太王碑其中一面的拓片
长寿王陵（将军坟），有“东方金字塔”的美誉
2003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好太王陵进行复查和测绘，于该墓南侧阶坛的护坟石下和基石隙缝间，偶然发现一批早年盗墓者所藏匿的墓室随葬器物，计有鎏金镂花幔架、帐钩、步摇冠、带形饰、铜灶、鞧饰、节约、马镫等金属制品，其中10件通体鎏金马蹄形足具，形体比例匀称，线条简洁流畅，制作工艺精良，格外引人注目。根据形制和尺寸，《集安高句丽王陵》考古报告编写者分为A、B、C三型，其中A型足（图1）发现7件，3件完整，4件残损；完整足高45、加榫高共48.6厘米。
考古报告将三种形制的马蹄足一并统称为“案足”，学界也沿用此种称谓，未作翔实的分析，似乎不妥。从A型足的高度看，在48厘米左右，正与我们今天一般的椅、凳的座高基本相当，这是人体坐姿最为合理的高度，两腿自然下垂，足部平而着地，过高则双脚离地，失去支撑点，易产生疲劳，过低而大腿上翘，与小腿构成夹角，久坐容易导致血脉不畅。再比对角觝墓、舞踊墓（图2）壁画中的马蹄足高凳，形制完全相同，笔者推断A型足应是高凳之足，而非所谓的“案足”。另外B型足，高25.5厘米，形体粗壮敦实，乃属床榻之足，舞踊墓藻井壁画“讲道仙人”中画有马蹄足矮榻形象，可作参证。
好太王陵发现的A型凳足实物，具有重要的考古学意义，由此可印证高句丽角抵墓、舞踊墓壁画中所绘马蹄足高凳的真实性，并提供了这种坐具在材质、尺寸、形制、工艺上的诸多信息。好太王陵与角觝墓、舞踊墓属同一时期的墓葬，年代约在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表明此时高型坐具和垂足坐习俗已在东北古代民族高句丽王公贵族的生活中出现。
高型坐具最早起源于古代埃及、希腊和西亚一带，真吉尔里出土墓碑上刻画的北叙利亚女王的椅子形象，高足高背，置有扶手，形制已经非常完善。在我国汉代以前，没有椅、凳这种高型坐具，只有床、榻、枰、筵之类的低矮坐具，席地跪坐是当时正规的坐姿。考古资料显示，垂足高坐在东汉初露端倪，今存四川东汉墓出土的一块“西王母坐像”画像石，西王母正面分腿坐在折曲形高足的长条凳上，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高型坐具资料。考古学者杨泓先生认为：“自西汉张骞通西域，开通了中西陆上交通的‘丝路’以后，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扩大，汉朝的人士自然也会接触到西方的高足坐具。”东汉末年，随着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口的迁徙流动，西域少数民族的胡床传入中土，作为一种新奇坐具，开始在内地悄然流行。胡床又谓交床、绳床，敛之可挟，放之可坐。史籍《后汉书·五行志》有这样一条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汉灵帝对胡人的生活方式很感兴趣，由于他的积极倡导，京都的达官贵人竞相仿效，兴起一股汉人追逐胡俗之风，胡床成为宫廷一些人起居中的坐具新宠。因为胡床便携，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引入军队中使用，成为统帅和高级将领在战事中的专属坐具，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刘义庆《世说新语·自新》也载：“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隋唐时期，胡床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民间百姓的一种日常坐具，杜甫写有“几回沾叶露，乘月坐胡床”的抒情诗句。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传入我国，佛像及佛教信徒的跏趺坐和垂脚坐，是另一个影响中古汉人坐姿坐具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佛教盛行的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西北新疆、甘肃地区的寺院中出现大量肢体裸露以垂足坐姿为主的造像，敦煌莫高窟北朝时期壁画中也出现诸多垂足高坐的人物图像，从第9窟、257窟、285窟壁画图像看，高型坐具有禅椅、长凳、方凳、双人胡床、筌蹄等多种形制，人物坐姿也呈盘腿坐、垂腿坐、交腿坐等多种形态，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当时人们的家具形制和起居方式。魏晋南北朝是思想观念和文化艺术的大变革时期，诚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言：“是我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然、极解放、最富有创造性、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胡汉文化的融合以及佛教的传入，在文化和生活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出现了高足坐具，人们终于可以解放双腿，由席地而坐向垂足而坐转变。”
历史文献中有关高句丽人起居行为习惯的记载，检索《魏书·高句丽传》《南史·高句丽传》《北史·高丽传》，见有：“坐则跪，好蹲踞。”“立则反拱，跪拜曳一腿，行步如走。”“拜则曳一腿，立多反拱，行必插手。”简略的文字描述，未见有垂足高坐的记录。从高句丽的壁画图像资料看，其中人物跪坐远远多于垂足坐，表明席地跪坐应是高句丽民族普遍的起居习俗。以高句丽为殷代商人后裔的观点来说，席地而坐是商人固有的传统起居方式，而这种坐姿习惯一直被高句丽民族传承保持下来，也合乎历史逻辑。
家具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坐具坐姿的改变反映的是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垂足坐作为一种僭越传统礼俗的新式坐姿，出现在高句丽的王公贵族生活中，可能与公元3世纪末美川王以后，高句丽在宗教祭祀、丧葬习俗、礼教观念、教育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存在关联。另从物质层面上说，家具的升高还与建筑空间存在密切关系。高句丽建国后的早期建筑，即便是王公贵族所使用的宗庙、宫殿和宅邸，也不过是简陋的木结构茅草屋而已，室内空间低矮。考古材料显示，公元3世纪中后期，随着高句丽自身生产力的发展和接受中原先进的建筑技术，营造高等级建筑，开始以瓦覆顶，并使用斗拱、抬梁等复杂构件，为高型家具的布置和使用提供了空间环境上的条件。
我国古人从席地坐改为垂足坐起始于汉代，经魏晋南北朝过渡期，直至宋代才最终完成，历时800余年。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高句丽出现的马蹄足高凳，属于我国高型坐具的早期文物资料，对于研究坐具坐姿的演变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