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发掘区航拍照片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对外发布最新考古成果：在四川德阳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东北方向约8公里处的联合村，考古人员发现了丰富的新石器、商周、秦汉、魏晋、唐宋和明清时期的遗存，揭露各个时期的灰坑、墓葬、窑址等遗迹数以千计，同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器、石器等，目前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联合遗址涵盖了近5000年来连续不间断的区域发展史，堪称成都平原通史型遗址，对于揭示区域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建立完整的区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泥塑陶猪
反映5000年不间断的区域发展史
联合遗址距沱江支流鸭子河北岸约1.5公里，是最新发现的与三星堆遗址同处鸭子河流域的5处遗址之一。
这些遗址的发现，源于天府大道北延线的建设施工。2019年5月5日至6月8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这条连接成都和德阳的道路施工影像范围进行了系统、细致的考古调查工作，共计发现5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址、1处汉代遗址、1处宋代遗址、7处汉宋时期墓地以及27处零星遗存点，遗存面积超过11万平方米。
“5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同处沱江支流鸭子河流域，相互之间应该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对于探讨古蜀国京畿地区的政治、经济结构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说，包括联合遗址在内的这5处遗址，是实施“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的重要内容，需要重点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
2019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广汉市文物管理所等考古单位开始对联合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计划发掘面积7000平方米。截至2020年6月底，已完成发掘面积4500平方米，发现了大量的文物遗迹，涵盖新石器、商周、秦汉、魏晋、唐宋和明清时期，反映出成都平原近5000年来连续不间断的区域发展史。
专家认为，此遗址应该是三星堆古城遗址周边一重要聚落，此发现拉开了对三星堆周边区域开展研究的序幕。
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陶簋
发现最早的“龙凤呈祥”图案
三星堆主体文化因素在联合遗址最为丰富，其中出土的一只泥塑陶猪形象呆萌可爱，外形酷似《愤怒的小鸟》中猪的形象，考古人员认为堪称一绝：“陶猪在三星堆以往的文物发掘中出现过，但这只陶猪十分呆萌。”
一个阴线刻龙凤纹盘，生动形象，则是这一时期罕见的精品之作。这件陶盖被发现时已经碎成数块，当考古人员将它仔细拼接后发现，陶盖顶部中央，一只有羽冠的鸟昂首而立；盖顶的边缘，清晰可见一条游龙盘旋在鸟的周围，嘴里似乎喷出一道火焰，整体造型动感十足。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认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很多青铜器上都有鸟的造型，但这只陶盘上的鸟与龙一起出现，因此它代表的应该是凤鸟。
值得一提的是，龙和凤这两种形象，从诞生起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独立出现的，直到商代，才开始出现“龙凤配”形制的玉器。此次出土的这一阴线刻龙凤纹盘，应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有“龙凤呈祥”图案的陶器。
也有专家指出，图案虽有一条长龙般的身躯，但它的背上却出现了虎形图案上常见的双钩叉，龙头也并不很典型，而龙口中的长信又是古蜀图案中常见的虎口的固定图形，所以这也可能是一条虎，并不是一条龙。“对于古蜀人而言，龙凤呈祥与虎凤共舞，带来的是同样的吉祥。只是虎对于当时的蜀人而言，也许是更普遍的信仰吧。”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王仁湘说。
考古发现的三星堆一期陶器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揭开都城周边人们生活状态
三星堆遗址让人们对古蜀国都城有了大致了解，然而都城外的人们又是怎样生活的呢？联合遗址作为临近三星堆都城的一个聚落遗址，对揭开古蜀时期都城周边区域人们的生活状态，具有重大价值。
联合遗址发现了丰富的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遗存，主要以灰坑遗迹为主，夹砂陶占绝大多数，器形主要有折沿粗绳纹花边口罐、镂空圈足豆、高圈足盘、圈足器、泥质敛口罐等，夹砂陶罐口沿压印绳纹呈花边口状是比较典型的风格，器身多饰粗绳纹、平行线划纹、齿状附加堆纹、凸棱纹等，与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序列紧密衔接。
出土和复原的大量高柄豆、镂空圈足豆(盘)、小平底罐、器盖(杯状、鸡冠状、八字形、宝塔状)、直口缸、厚唇敛口罐、簋形器、圈足罐、觚形器、瓶状杯、小底尊形壶、字母口壶、带耳壶、纺轮等器物，反映出这一时期高柄豆、小平底罐、圈足豆、器盖等最为盛行。
而时期更早的新石器遗存典型的器物组合为：宽折沿高领鼓腹罐、折沿深腹盆、折沿鼓腹罐、折沿折腹深腹盆、细泥敛口钵、侈口花边口罐等，均为平底器，不见圈足器。石器有磨制石斧、锛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小石器(细石器)。
“遗存包含了早于宝墩文化的元素，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也有一定数量，绳纹占绝大多数，其余为附加堆纹。”专家指出，无论器类还是陶质、陶色和纹饰风格，都与成都平原的桂圆桥遗址和宝墩文化有较大差异，而与岷江上游以姜维城、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有更大的相似度，这为研究成都平原的历史文化渊源提供了新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