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50 年代，常书鸿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办公室工作(《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书中插图)。
敦煌莫高窟是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莫高窟人坚守在敦煌，为之付出毕生心血。常书鸿便是其中一位。
他早年留学法国，是一位著名的画家，在事业有成的时候选择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筹备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为首任所长。莫高窟有系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由此展开。
如今常会有人好奇，为何常书鸿能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大漠？在最近热门的新书《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以下简称《此生只为守敦煌》)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留法艺术家的决定
常书鸿自幼喜爱绘画。1927年，他远赴法国留学。在里昂，他学习绘画，妻子陈芝秀学习雕塑。几年后，他凭借油画《G夫人像》名声大噪，此后作品也是屡获大奖。
生活优渥，家庭美满，常书鸿的人生仿佛开了挂一般。一个隆冬的夜晚，他在塞纳河畔一家专售美术图片的书摊前闲逛，突然被一部《敦煌石窟图录》吸引住了。
常书鸿拿起这部由六本小册子合订而成的图录，驻足许久。那是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和塑像图片，是1907年伯希和在敦煌的千佛洞拍摄，后翻印成规模可观的合订本。
按照摊主指点，他又来到吉美博物馆，在这里看到了更多来自敦煌的彩色绢画和资料。眼前的敦煌艺术让常书鸿受到极大的震撼。辗转反侧之后，他下定决心：回国，去敦煌。
历经艰辛，初入敦煌
1936年回国后，常书鸿先是在艺术学校教书。后来被推选加入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
在战乱中，面对着“要人没人、要钱没钱”的局面，他靠举办个人画展筹集经费。当西行敦煌的计划有些眉目后，在筹委会会议上，他提出要把研究所所址设在敦煌，这个想法刚说出口，会场的空气仿佛一瞬间凝结。
常书鸿的理由很充分：“兰州离敦煌有一千多千米，这么远，怎么搞保护又如何搞研究呢？要完成这项使命，我们是非到敦煌去不可的！”但是，没有人回应。
最后，他带着志同道合的伙伴和筹集的物资前往敦煌，一路上吃尽苦头，用兽粪烧开水，戈壁滩上的严寒冻得鼻子嘴唇都麻木了。
《此生只为守敦煌》中如此记录他们的旅途：“捏着鼻子喝了水，皱着眉头吃了黑乎乎邦邦硬的‘锅盔’，就着几瓣大蒜，一碟辣椒盐……”
但当他看到敦煌的洞窟、壁画时，却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给陈芝秀的信中，常书鸿写道：“很值！岂止是很值？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就在心里说，哪怕以后为它死在这里，也值！”
守护大漠深处的艺术宝库
常书鸿油画《敦煌四月初八庙会》(《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书中插图)。
常书鸿初到敦煌，那里的条件十分艰苦：破庙当办公室，马厩做宿舍，水里的泥浆澄清了就拿来喝。更可怕的还有孤独——初创者接连离开，妻子也离他而去。他却没有动摇过。
为了解决严重的流沙侵袭问题，常书鸿想尽一切办法，把洞窟的积沙清理掉，寻求拌沙筑墙的方法，并在千佛洞前筑起了一道千米长的沙土墙。
新中国成立后，莫高窟全面的抢救性修复保护工作正式展开。1951年，之前的“敦煌艺术研究所”转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
多年来，他和同事们搜寻文物遗迹，临摹敦煌的壁画，为洞窟编号……对敦煌艺术进行了系统且细致地研究与保护。
此外，他还撰写了一批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努力把敦煌艺术介绍给全世界。他也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晚年仍“言必称敦煌”
晚年，常书鸿仍对敦煌念念不忘。去世后，他的骨灰一部分被安放在敦煌莫高窟对面。
作家叶文玲曾提到一件往事。她在37年前与常书鸿初次相遇，当得知叶文玲是作家后，常书鸿似乎马上来了兴致：“你是作家啊？那你有没有去过敦煌？”
《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她说还没有机会去。“那你一定要去一趟，去看一看敦煌！”常书鸿干脆利落地说道，依然保持着“言必称敦煌”的谈话风格。
叶文玲在《此生只为守敦煌》的后记中写道：“我不止一次地想起这句话：在面对敦煌的492个洞窟、2000座彩塑、45000平方米壁画时，你没法不心灵震颤。在深入地了解了这位‘守护神’的‘九十春秋’后，你也没法不为他的一生所歌哭所涕泣。”
常书鸿曾说：“若有来生，我还是要守护敦煌。”他的一生，从在巴黎见到《敦煌石窟图录》 起 ，便与敦煌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从此再未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