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金代“淄川将官”（花）押铭亚字形铜镜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文明，而铜镜则是中华文明的代表之一。每一面铜镜，都浸润了古代文明的大量内容，它们的文化价值早已超过了自身的使用价值。铜镜的神韵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泯灭，将千秋万代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并成为我们窥探历史的一把钥匙。
图2 金代“东阿县官”花押铭八卦纹铜镜
在山东淄川博物馆澹庐展室展藏的铜镜中，有两面刻有边款铭文的金代铜镜。边缘刻上边款铭“官”字和押记，是金代地方官府检验铜镜的标志。这两面铜镜，铸制精良，边款字迹清晰，是研究金代经济生活的绝佳历史资料。
图1所示为金代“淄川将官”（花）押铭折枝花铜镜。此镜呈亚字形，直径8.7、缘厚约2厘米，小圆钮（已残缺）。镜背上主题纹饰是从钮座左上方往下伸出一枝枝繁叶茂的花枝，枝蔓分叉下延，茎叶穿插交叠，枝干柔细，叶瓣清瘦。枝头向下正中盛开出一朵硕大鲜花，花瓣肥硕重叠，蕊丝下面作放射状，舒展自然。镜钮设计在花蕊正中心，无钮座。其外饰一周连珠纹。整体纹饰淡雅清秀、清晰工整、葩萼飘逸、刻画细密。素宽平缘，缘边阴刻“淄川将官”四字及花押。镜体纤细轻薄。
图2所示为金代“东阿县官”（花）押铭八卦纹铜镜。此镜圆形，直径16厘米，重约570克；圆钮，双圈纹钮座。该镜主纹饰是以钮为中心基准，在环钮座周边用爻卦短线符号组成代表《周易》中的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的八卦基本图形。每卦由三爻组成（以“-”表示阳，以“–”表示阴）。镜缘内边饰一圈回线纹图案环绕，突出了简约的八卦纹纹样。镜缘边侧阴刻“东阿县官”花押铭文。此镜造型厚重，版模精良，构图和谐，品相完好。其八卦纹饰作为主纹饰，十分突出，既有祈福的愿景，又有辟邪的功能，也体现着道教得道升仙、趋利避害的主旨。这面铜镜很可能也是道教中使用的一件重要法器。
金朝是女真族于我国北方继辽而起建立的又一个王朝。女真族在北宋晚期逐渐强大，于公元1115年建立了金政权，和南宋对峙长达一百多年，并对两宋形成威逼之势。最后在西起秦岭，东至淮水与南宋形成分界线，统治了陕西和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
金代铜镜既受到宋代铜镜的深刻影响，也有它本民族独特的风格，有着不同的艺术韵味。值得一提的是，金代铜镜多数刻有官署检验的“边铭”款识。为什么要在铜镜边缘上錾刻“边铭”呢？这是因为金代的铜资源十分匮乏，金中央政府实行了严格的“铜禁”制度。
据《金史》载：“（大定）十一年（1171）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值）之半。”但在民间却是有禁不止，并出现了毁钱铸镜现象。《金史》又载：“（大定十一年）十一月，上谕宰臣曰：‘国家铜禁久矣，尚闻民私造腰带及镜，托为旧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约’。”并开始对铜镜的铸造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
为防民间私自铸镜及限制铜镜的越境流通，金政府规定每面铜镜必须经过管理机构的检查和登记，并在铜镜背面边缘刻上县地官员验记文字和押记，才允许在一定区域里出售和使用。这就形成了历史上特有的铜镜“边款铭”时期。所以我们在鉴定金代铜镜时，不但要看形制、质地和纹饰，边铭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边款铭是铜镜铸成后由金代官府在其镜背边缘处所刻划的一种不规则的验记符号。最完备的边款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检验该铜镜的路、府、州、县的名称及直接负责官员的官衔等。二是刻款末尾的画押记号（每个验镜官的画押符号都是不同的）。在山东地区，除发现不少验镜官所刻边铭验证镜外，还发现不少边缘錾刻有铜官、镜子局、铸镜所字样边铭铜镜。这应是金代官府设立的铸镜或管理铜镜业的机构。文献记载，镜子局是金章宗承安年间（1196—1120）设立的。有的铜镜边铭刻有“山东东路铸镜所”“转运司铸镜所”字样，说明此机构是设在路一级行政单位，归转运司管辖。
此两面铜镜，有金代山东淄川县和东阿县验镜官所刻边铭验证，当属金代使用铜镜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研究金代山东地区的行政区划及官府官员的设置情况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淄川将官”（花）押边铭镜，由武将官员兼任验镜官在金代边铭镜中是极为罕见的。但从这两面铜镜本身的形制和纹饰特点看，再结合出土宋镜的基本特点分析，本文介绍的这两种镜型在宋代也有广泛的流行，所以也不能排除这两面铜镜是宋代铸制的可能，如确是，可由此推断，即使是金代百姓代代家传使用的宋镜，也是要重新进行官府验证并加刻边铭后才可重新使用，足见金代铜禁之严。
